大阿訇（阿訇hōng：我国伊斯兰教称主持清真寺教务和讲授经典的人为阿訇）理发总不给钱。
一次，阿凡提给他刮脸时问：“你要眉毛吗?”
“要，当然要！这还用问！”
嗖嗖几刀，阿凡提把眉毛刮下来递到大阿訇手中，阿訇哭笑不得──谁叫他说“要”呢。
“你要胡子吗?”阿凡提又发问了。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阿訇赶紧说：“不要，不要！”
又是嗖嗖几刀，阿凡提将胡子刮下来扔到地上。
阿訇火了，阿凡提却说：“我不都是照您的吩咐做的吗?”
（注：部分伊斯兰教徒有蓄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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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幽默小故事来自小学语文阅读，它正是利用这样一个歧义笑话，无形中普及了一个小知识：模糊语言。语言作为客观世界的表现形式，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故事中，“要”和“不要”的指向就是模糊的。这种丰富的语义内涵和语用功能往往可起到精确语言所不能及的表达效果。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提出了“模糊集”的理论，从此产生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模糊语言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伍铁平教授率先利用模糊集理论，发表了论文《模糊语言初探》，标志着模糊语言学在我国的诞生。
模糊语言在日常交际之中随处可见，文学、语言学、文艺学、新闻学，乃至任何一门学科之中都少不了它的存在。
《道德经》四十二章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二三”从来不是“123”那么简单而精确，可以延伸出无数种解读。除此以外，从一到十、百、千，每一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存在其他的涵义，著名的徐再思《无题》诗把这种模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而这模糊性也正是汉诗英译的一大难点。之前那篇《平的反义词到底是什么》（详见文末链接）里提到过“两极义场”这个概念，那些相对反义词，就像“平”跟“斜”，到底什么样算平，什么样算斜，是个模糊的概念。正如苏联语言学家谢尔巴说的那样，“明确的只是极端的情况”。
（视觉错觉图：什么叫“平”，什么叫“斜”？）
普通话同音字比方言更多（主要由于尖团合流、入派三声、浊音清化），同音现象造成的语义模糊现象十分常见。“治病”跟“致病”，“班花”跟“搬花”，“洗澡”跟“洗枣”，“全部及格”跟“全不及格”……听起来都是一样的，由此引出的笑话数不胜数。其实方言里也有这种同音例子，比如上海话里“买卖”两个词单独念起来是没有区别的（都念ma），想要区分必须靠上下文，比如“ma出去”“ma进来”等，日常对话时，经常要额外解释才能让对方明白这个“ma”到底是买还是卖。这些都是语音的模糊性。在看似精确的语法规则里也存在模糊，比如英语里，那些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rice（米）、corn（玉米）都是不可数名词，pea（豌豆，复数peas）、bean（豆，复数beans）却是可数名词。难道是因为豌豆比玉米粒好数？自考《古选一》曾有一道真题：“《滕王阁序》属于什么序”（详见文末《争议性问题怎么答》）。不管你怎么答，都有那么几分道理。它不是《滕王阁诗》的序言吗，那么便是书序；它不是送别赠文吗，那便是赠序。可是它的形式、内容，又与传统的书序、赠序完全不相符，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序？模糊语言在文艺学中运用得相当广泛。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从来不是截然分明、非黑即白的。柏拉图用整整一长串《大希庇阿斯篇》来辩论“美是什么”，辩论到最后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大希庇阿斯篇》是柏拉图早期的著作，是他所有著作中唯独专以美为主题的一篇，也是现在所知的西方第一篇系统探讨美的文章）悲剧和喜剧之间也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因为喜剧的本质还是悲剧。博克说恐惧是崇高，面对浩瀚的海洋你有膜拜的恐惧那就是崇高，席勒就笑笑说单纯的恐惧如何能称作崇高（详见《那是别人不曾懂的中文系》）。那么到底崇高是什么。
其实就连“模糊语言”这个定义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说得清楚。王希杰在《模糊理论和修辞学》中说：“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可能性，这便是模糊语言；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使人费解，甚至莫名其妙，这也是模糊语言。”把语用歧义等现象都划归到了模糊语言的范畴。徐丹晖在《试论模糊语言》—文中，又认为“模糊语言不等于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令人费解，模糊与含混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决不能等同起来。”那么，到底模糊语言是什么？语言的模糊性很难让人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其实它具体的定义是什么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理解它，如何看待那些分歧，是否有自己的想法，是否想探索下去。尽管模糊语言学在我国已有数十年的研究历史，却一直未能得到广泛重视，希望我们能贡献出一份力，让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持续不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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